“我觉得是这样。”

“是我导致了我女儿的死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没错吗？”

执拗的追问似乎动摇了渡边的信心，他回头征求部下的意见。

但部下们似乎也没有确切的答案，都是一副思考的样子。

“如果，”

薰子的声音高了八度，“如果我们同意捐献器官，进行脑死亡判定测试，或许就能确定脑死亡。

在法律上，脑死亡就等同于死亡。

如果是那样，我女儿的死还是我导致的吗？死亡可能早就来临了，这取决于我们的态度。

即便如此，杀人的也还是我吗？在这种场合，无罪推定是否适用？”

薰子娓娓道来，和昌不禁惊叹于她思维的敏捷。

表面上看来精神错乱，其实大脑正冷静地以可怕的速度在运转。

来自所辖警署的警官代表们似乎完全被镇住了，又是焦急，又是狼狈，太阳穴上汗珠直冒。

“太太，您叫我们来，就是为了讨论这个吗？”

渡边神情紧张地问，好像被逼进死胡同的凶手是他自己。

“这不是讨论，是质问。

好了，我再问一遍。

现在，如果我刺中我的女儿，会不会构成杀人罪？请回答我。”

渡边苦着脸，以手扶额。

“说实在的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不是法律专家啊。”

“那就请您去和专家谈谈吧。

现在马上打电话。”

渡边用力摆手。

“请您别这么不讲道理。”

“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你应该认识几个律师或者检察官吧？”

“认识倒是认识，可是现在问也没用啊。

我能猜到他们会怎么回答。”

“会怎么回答？”

“详情不明，无可奉告——肯定会这么说的。”

薰子长叹一口气。

“真是不痛不痒的答复。”

“他们总是这样的，不会用假设语气，除非把其余的具体材料收集齐了摆在他们面前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要不这样？我给您介绍个律师或者检察官，您直接去问他们。

怎么样？总之，现在您先把刀放下……”